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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人文地理历史介绍历史开奖记录

发布日期:2019-09-24 18:08   来源:未知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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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的天津市,地处太平洋西岸环渤海弯边的华北平原东北部,位于海河流域下游,东临渤海,北依燕山,西靠首都北京,总面积1.19万平方公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商业都市和港口城市。天津建城600年来,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对天津城市文化的形成以及多元化、兼容性的特点,进行简要的剖析和阐释,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天津地域文化是由海河文化、城厢文化、寺庙文化、移民文化、军旅文化、漕运文化、商埠文化、码头文化、租界文化、慈善文化等10个方面融合而成的。

  天津的自然生态环境,是长期由河流淤积而形成的沿海平原。水是这座城市生成和发展的原动力。贯穿天津的海河,将北运河、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与渤海沟通起来,直接影响着天津的城市风貌和风土人情。天津城市发展的最大优势,就是河海交汇形成的水文化。以此为滥觞,又派生出运河文化、漕运文化、码头文化、盐商文化、港口文化及商埠文化。可以说:“水”是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的第一要义。水文化的流动性,催生了天津都市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多元性。

  天津从村落开始,就借助与水密切相关的鱼盐之利而发展;隋炀帝开通大运河之后,天津又和黄河、长江水系相连,南粮北运以及盐业的发展,使天津成为河海交织的航运码头,从而促进了漕运、商业、贸易的发展。天津在明清两代是拱卫京师之门户、河海转运的枢纽、贸易繁茂的商埠。在当时,粮、盐贸易为其两大经济支柱,而鱼、盐是天津两项重要的财源。

  老城厢是天津形成和发展的摇篮,从建城以来,直至20世纪20年代,老城厢始终是天津市的中心区。1901年,城墙拆除,在原址建成东南西北四条马路。老城分四个居住区,即东北角、东南角、西北角和西南角,建筑风格和道路形成各有不同。东北角和东南角多为商贾富户,建筑宏伟,院深宅大。而西南城区,地势低洼,是贫苦百姓的居住地。因此素有“北门富,东门贵,南门贱,西门贫”之说。

  城厢文化属于上层儒雅文化,如果说:明正德十一年(1516),天津记载中的第一座官署园林——浣俗亭(筑于户部分司官署内),开创了天津上层儒雅文化建设的先河;那么,天津城四面的门额——“拱北、定南、安西、镇东”——和鼓楼上津门诗人梅宝璐撰联——“高敞快登临,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繁华谁唤醒,听一百八杵早晚钟声”——则是天津儒雅文化的典型昭示。老城里是文风鼎盛、名流荟萃之地,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文庙、问津书院、会文书院、中营小学等为天津教育的发展居功至伟。严修、张伯苓、林墨青、刘宝慈等教育家,在老城里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这里有名人故居多处,如著名书法家华士奎、实业家范竹斋、古文字专家王襄、教育家马千里、书法家孟广慧、小说作家刘云若等人的故居。还有大院宅第多处,如仓廒街徐家大院、北门里卞家大院、东门里姚家大院、府署街王家大院、南门里祁家大院、二道街于家大院、东门里杨家大院等

  有些学者认为,从信仰习俗层面分析,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的原生点是妈祖崇拜,因而说“先有娘娘庙,后有天津城”。天津妈祖文化虽地位显赫,但并不排斥异己、唯我独尊,在天津,儒、道、释等传统文化以及外来宗教文化各行其是——以天后宫为代表的妈祖民俗文化、以祭祀孔子的文庙和祭祀关羽的武庙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以大悲院为代表的佛教文化、以玉皇阁、吕祖堂为代表的道教文化、以清真大寺为代表的伊斯兰文化,以及以望海楼、老西开教堂为代表的天主教文化等,在这里构成了多姿多彩的多元状况。究其原因,一是天津地域文化成型发展时间不长,传统的主流文化不足以罢黜百家,因而缺乏束缚力;二是在这座移民城市里,土著人口较少,故而风俗与信仰处于混杂和互不相扰的局面。

  旧时,天津民间信仰多种神灵,反映出天津地域文化兼容并包、异彩纷呈的特色。大批移民聚居津门,孤独求助的祈福心理、畏惧灾祸的避祸心理,加之各地移民来形形色色的神偶及其民间宗教传说,就形成了天津民间的多神崇拜。随着文明普及和社会进步,人们对诸神的信仰早已淡漠;但以寺庙为名的街巷,作为历史文化的见证,却仍活跃在人们的口头上和记忆中。

  《天津卫志》载:“天津近东海,故荒石芦荻处,永乐初始辟而居之,杂以闽、广、吴、楚、齐、梁之民。”这是说,天津筑城设卫之后,商贩船家云集,戍守军旅常驻,流动人口激增。通过来往于三岔河口的无数船舶,天津城接纳了漕运船民、移居商贾、垦戍军士、破产农户和外省务工人员,形成“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1845年编写的《津门保甲图说》显示,城内和北部、东部沿河一带属于城区范围的居民中,土著居民为740户,仅占全城区总户数的2·28%。这表明在天津城市人口中移民占了绝大比重。另外,河北、山东、山西一带的农民,成为天津移民的另一主流。

  外来人口向天津的大规模迁移,为天津近代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下层移民提供大量人力——其谋生出路,一是进入天津近代工厂做工或到商店学徒;二是以码头苦力、人力车夫、家庭雇工、理发、垃圾清理、废品回收为生;三是以沿街叫卖或手工修补为业;四是无业游民和乞丐。中层移民——中小企业家、知识分子、经管人才和科技人才,他们荟萃津门,成为天津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上层移民——军阀政客、清朝遗老,以及地方豪富商绅,由于失势下野或逃避战乱,纷纷迁入天津租界,为城市经济注入了大量的货币资金,同时,又形成了独特的“寓公文化”。总之,移民文化与天津原生文化的混杂和碰撞,南北交融,雅俗共存,形成了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的多元化和天津社会生活的多样化。

  十五世纪初年,明成祖朱棣在迁都北京时认为:临近京畿的海滨无防,犹如庭户无门,遂调来淮军前来镇守,并赐名天津,扩寨增防,按军事建制设立天津卫。作为军事卫所,戍守的军士成为移居天津最早的居民。历代屯田士兵、漕运水手,以及李鸿章驻津的淮军、袁世凯在津训练的新军,都为天津地域文化增添着军旅气氛。造就了天津民俗尚武的豪气和坚忍不拔的性情。

  在明清两代,军人及家属在天津是高度集中的群体。军旅性格中坚忍不拔的硬性,与移民性格中燕赵慷慨的豪情相结合,就形成天津人的性格主调——豪爽直率、爱憎分明、疾恶如仇、见义勇为,以扶弱济贫、打抱不平为尚。义和团攻打天津租界以及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都显示出天津人勇猛顽强的性情。在天津历来的慈善和公益事业上,典型地体现出天津哥们儿的侠肝义胆和古道热肠。与此同时,也形成天津民俗好管闲事、火气暴烈,甚至“逞强好斗、滋事挑衅”的风气。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就形成了早年青帮、脚行、混混儿等得以在天津码头独霸一方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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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的天津市,地处太平洋西岸环渤海弯边的华北平原东北部,位于海河流域下游,东临渤海,北依燕山,西靠首都北京,总面积1.19万平方公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商业都市和港口城市。天津建城600年来,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对天津城市文化的形成以及多元化、兼容性的特点,进行简要的剖析和阐释,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天津地域文化是由海河文化、城厢文化、寺庙文化、移民文化、军旅文化、漕运文化、商埠文化、码头文化、租界文化、慈善文化等10个方面融合而成的。

  天津的自然生态环境,是长期由河流淤积而形成的沿海平原。水是这座城市生成和发展的原动力。贯穿天津的海河,将北运河、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与渤海沟通起来,直接影响着天津的城市风貌和风土人情。天津城市发展的最大优势,就是河海交汇形成的水文化。以此为滥觞,又派生出运河文化、漕运文化、码头文化、盐商文化、港口文化及商埠文化。可以说:“水”是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的第一要义。水文化的流动性,行政复议决定书可在网上查阅了,催生了天津都市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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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厢文化属于上层儒雅文化,如果说:明正德十一年(1516),天津记载中的第一座官署园林——浣俗亭(筑于户部分司官署内),开创了天津上层儒雅文化建设的先河;那么,天津城四面的门额——“拱北、定南、安西、镇东”——和鼓楼上津门诗人梅宝璐撰联——“高敞快登临,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繁华谁唤醒,听一百八杵早晚钟声”——则是天津儒雅文化的典型昭示。老城里是文风鼎盛、名流荟萃之地,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文庙、问津书院、会文书院、中营小学等为天津教育的发展居功至伟。严修、张伯苓、林墨青、刘宝慈等教育家,在老城里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这里有名人故居多处,如著名书法家华士奎、实业家范竹斋、古文字专家王襄、教育家马千里、书法家孟广慧、小说作家刘云若等人的故居。还有大院宅第多处,如仓廒街徐家大院、北门里卞家大院、东门里姚家大院、府署街王家大院、南门里祁家大院、二道街于家大院、东门里杨家大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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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卫志》载:“天津近东海,故荒石芦荻处,永乐初始辟而居之,杂以闽、广、吴、楚、齐、梁之民。”这是说,天津筑城设卫之后,商贩船家云集,戍守军旅常驻,流动人口激增。通过来往于三岔河口的无数船舶,天津城接纳了漕运船民、移居商贾、垦戍军士、破产农户和外省务工人员,形成“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1845年编写的《津门保甲图说》显示,城内和北部、东部沿河一带属于城区范围的居民中,土著居民为740户,仅占全城区总户数的2·28%。这表明在天津城市人口中移民占了绝大比重。另外,河北、山东、山西一带的农民,成为天津移民的另一主流。

  外来人口向天津的大规模迁移,为天津近代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下层移民提供大量人力——其谋生出路,一是进入天津近代工厂做工或到商店学徒;二是以码头苦力、人力车夫、家庭雇工、理发、垃圾清理、废品回收为生;三是以沿街叫卖或手工修补为业;四是无业游民和乞丐。中层移民——中小企业家、知识分子、经管人才和科技人才,他们荟萃津门,成为天津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上层移民——军阀政客、清朝遗老,以及地方豪富商绅,由于失势下野或逃避战乱,纷纷迁入天津租界,为城市经济注入了大量的货币资金,同时,又形成了独特的“寓公文化”。总之,移民文化与天津原生文化的混杂和碰撞,南北交融,雅俗共存,形成了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的多元化和天津社会生活的多样化。

  十五世纪初年,明成祖朱棣在迁都北京时认为:临近京畿的海滨无防,犹如庭户无门,遂调来淮军前来镇守,并赐名天津,扩寨增防,按军事建制设立天津卫。作为军事卫所,戍守的军士成为移居天津最早的居民。历代屯田士兵、漕运水手,以及李鸿章驻津的淮军、袁世凯在津训练的新军,都为天津地域文化增添着军旅气氛。造就了天津民俗尚武的豪气和坚忍不拔的性情。

  天津在历史上是中国北方的漕运重地、物流中心、交通枢纽。天津供奉妈祖始于元代海漕兴起,称妈祖为天妃、天后、灵惠夫人、娘娘和海神,并于公元1290年和1326年先后在大、小直沽修建妈祖庙。小直沽妈祖庙(又称天后宫或西庙)为世界三大妈祖庙之一。天津妈祖文化是漕运文化和俗文化的典型代表。

  在明清两代,天后宫及其周边地区是天津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东门外与北门外沿河地区,已成为老城厢之外另一个人口稠密的聚落区。当时宫南、宫北大街形成热闹非凡的商街,由此延长到东北角、估衣街、北大关附近,是漕运派生的商业区,如肉市、鱼市、茶市、布市、洋货市场、牲口市等,皆聚于此。北起三叉河口,南至水阁大街的区域,则是最繁忙的漕运码头区,这里百船聚会、车水马龙、商贾云集、寸土寸金。

  天津聚落是伴随漕运而逐渐形成的,具有明显的带状分布特征。运河与海河沿岸附近的聚落密度和规模都较大。漕运不仅沟通了南北的粮盐,也推动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天津地域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在兼容和吸纳了京都文化、燕赵文化和齐鲁文化的同时,也融入了江浙文化和闽粤文化。北方人的粗犷豪爽与南方人的精明干练,都对天津民俗的人文性格形成,产生了主要的影响。

  由于漕运带来的商机和盐业的兴盛,使天津“因商而兴”,一跃而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商业都会。《津门杂记》曰:“天津无沃壤腴田,民多以贾趋利。”天津有15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中国最著名的海盐产区长芦盐场就位于这里。直至今日,年产原盐240万吨,占全国海盐总产量的十分之一。盐商经济与传统的儒家文化相结合,就产生了盐商文化。在历史上,资本雄厚的盐商在天津商埠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清初以来有“八大家”之说,来新夏主编的《天津近代史》云:“被天津社会相沿传称的‘八大家’,他们是‘天成号韩家’(粮、船商)、‘益照临张家’(盐商)、‘益德裕高家’(盐商)、‘杨柳青石家’(粮商兼大地主)、‘土城刘家’(粮商)、‘长源杨家’(盐商)、‘正兴德穆家’(粮商)、‘振德黄家’(盐商)。”粮商与盐商各占4家。

  天津盐商致富之后,斥资于津门炮台筑设、文化教育、慈善救济等公益事业,平心而论,他们对于推动天津地域文化功不可没。水西庄、问津阁、寓游园等私家园林都为盐商所建,富丽堂皇的皇家园林——柳墅行宫,就是天津盐商集资,专为乾隆驻跸而建造的。

  进入20世纪,商业中心从传统的城厢北部地区,逐渐南移至日、法两租界,即移至旭街(今和平路)、梨栈(今劝业场)一带。租界成为天津消费的主要区域,逐渐取代了老城的位置。天津城市标志物先后是渤海大楼、百货大楼等商业建筑。外地人来津,历史开奖记录!如果没逛劝业场,就被视为白来一趟。足见天津商业文化在人们心目中地位。

  明清以来,安徽、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南方省区商贾纷纷向天津汇集,经商定居,“数世之后,子孙孳息,而户口始繁如。”居住在津的外省籍商人为维护自身利益,以乡谊为纽带结成了民间组织——会馆,如山西会馆、闽粤会馆、山东会馆、云贵会馆、安徽会馆、广东会馆等。在天津工商界广帮、潮州帮、山西帮、宁波帮、河北冀州帮等都很有实力和影响。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外省文化,特别是南方商业文化对天津都市文化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商埠文化创造了社会的繁荣,对于天津地域民俗文化和风气习俗、道德观、价值观都有直接影响。经商讲求“和气生财”“买卖不成仁义在”,这对于造就天津民俗热情好客、乐善好施、乐观幽默的风习,不无影响。

  清代以来,天津周边地区水灾频仍,河北、山东、山西的大量难民挈妇将雏涌入天津。他们面前无非两条主要出路:一是喝破烂,回收废品糊口;二是干脚行,扛包装卸养家。大批难民“闯码头”涌入天津的同时,也将他们各自的地方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和晋阳文化带到了天津。

  以码头为特色的市俗文化表现在民间艺术上是曲艺,因而天津成为北方曲艺的大码头。码头文化催生了天津特色食品: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十八街麻花、大饼卷酱牛肉、煎饼果子等——就餐时不用碗筷,也不必正襟危坐,用荷叶一包或用纸一托,卷起来就咬,可边走边吃,既方便省时,又价廉实惠,吃起来瓷实,还不耽误扛包上跳——这就是码头文化在天津民间饮食上的典型体现。

  2013-11-08展开全部天津位于华北平原的东北部,东临渤海,北依燕山,西倚京城,处在海河流域的下游,海河上吞九水,中连七十二沽,下游入海,大运河流经此地南下,居航运枢纽,为京畿门户,总面积约11305平方公里,有152公里长的海岸线,是中国第三大城市。

  天津虽然地处渤海之滨,但气候仍带有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的明显特点,四季分明,春日短且多风,夏日多雨、炎热、秋季短促,冬季寒冷。清人张焘在其所作的《津门杂记》一书中,对天津的气候及其对城市生态的影响,有一段极为生动的描述:“天津气候,非冬即夏,所求春秋佳日绝少。二三月间犹寒气不减,一如隆冬。每至首夏清和,今日体著重绵,明日手则挥扇,其立见炎凉如此。且有干风吹扬尘土,其势甚狂,几几乎无日无之,人目尽眯,禾苗枯萎,所以常苦旱荒。夏秋之交,雨势稍大,又防冲决,湿蒸炎热异常。中秋节后,人犹袒背以行,无几日,又行冬令,朔风骤起,木叶尽脱,便觉寒威彻骨,溪水结冰矣。居人非卧暖炕,拥煤炉,不足以过冬。”

  天津平原的早期开发,大约开始于距今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此前天津的绝大部分地区还是一片汪洋大海。其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北向南逐步推进的历程。

  1974年,天津考古工作者在天津北郊刘家码头发掘出的石斧、石磨棒以及后来陆续在武清、宁河、宝坻县发现的石斧、石磨棒、石耜、石镞等新石器时代的遗物,说明了在新石器时代已有群居的先民在该地区进行农耕和渔猎活动。

  在天津平原的成陆过程中,黄河的三次北迁天津附近入海,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点已从考古发现的在张贵庄、巨葛庄、沙井子一线和白沙岭、泥沽一线以及汉沽区双桥子和塘沽区高沙岭一线由于古黄河改道的淤泥作用和海生贝类动物在海潮推动下逐渐堆积而成的与今海岸线平行的三道贝壳堤中得到了证实。

  战国时期,天津平原得到了大规模的开发。1956年,在天津东部张贵庄一带考古发现的33座战国墓葬中,陶制的鼎、豆、壶,夹云母屑红陶三足器,鱼、鸟纹饰的陶壶,燕国的货币“明刀”等以及后来陆续发现的战国遗址中铁制的镬、锄、铲、镰、斧、凿及陶制的鱼网坠等,都足以证明在战国时期,天津地区的农业、渔业及商业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特别是从居住遗址中发现的大量墙砖、筒瓦、板瓦和印有猛虎怒吼纹样的瓦当等,说明了当时已有了华贵精美的房屋建筑。

  西汉时期,隶属渔阳郡的泉州城(今武清县东北城上村)建立,成为当时天津平原的政治、经济和边防中心,这也是早期城市在天津平原上的第一次城址选择。

  唐代,天津地区的河海冲要地位更显突出。作为海河运输中转必由之路,“三会海口”之名出现,进一步说明天津作为港口城市的历史特定职能。

  五代之后,天津地区又成为宋辽南北对峙的前沿阵地。“寨”、“铺”行政管理系统、军事屯垦的出现及南北经济交流的加强,推动了城市形成的历程。

  金元时期北京的定都,为天津城市的勃兴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金王朝在此设“直沽寨”,奠定了天津城市发展的基础。至今,“直沽”二字仍被广泛地用为天津的代名词。元朝时,大都的军需民食,繁荣富庶,“无不仰给于江南”,因而漕运发达。直沽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漕船转运枢纽和漕粮储备基地,城市的载体功能亦随之不断加强。

  为保障漕运畅通,元政府曾先后在天津建起两座天妃宫,其中以海河三岔口处的天妃宫最为繁盛,促使了三岔河口一带,特别是宫南、宫北大街的空前繁荣。元朝国子监祭酒张翥在《代祀天妃庙次直沽作》诗文中记载了当时粮船集中在三岔河口的盛况和祭祀活动的情景:“晓日三岔口,连樯集万艘。普天均雨露,大海静波涛。入庙灵风肃,焚香瑞气高。使臣三奠毕,喜气满宫袍。”由于天妃宫(后称天后宫)建立的时间早于天津建城设卫,故又为后人留下了“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卫”的历史佳话。